已经出现了反弹的现象。由于经费紧张，一些乡镇已经将“工作重心”转移到“创收”上，一些以前没有的“收费”开始出现。有农民反映，占用耕地费有了新的内容：果菜农在自己的地里搭建临时看护棚每个要收费１００元；以前不收税的荒地、质量较差的耕地也开始收税；对乡镇驻地的客商也多了收费条款；借修公路、上闭路电视、上自来水及其他公益事业搭车多收费；计划生育工作中育龄妇女每年要检查４次，每次要收费１０—２０元；合法宅基地每户要收费数千甚至上万元；在自己老宅基地上翻新房屋也收费。学校的班会费、补课费、赞助费、试卷费、微机费、柴火费、课外读物费、保险费等各种已禁止或没有禁止的收费不断，即使在实行“一费制”的学校也不能完全避免。一些基层医院在农民看病时，多开药、开猛药、拖延治疗时间，故意抬高医疗费用的现象十分严重。

　　尤其引起曾大市长注意的是，农村宅基地收费，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，还导致乱占耕地。一些地方村级组织为解决经费问题，滥批宅基地。有农民反映，新的宅基地都是“买”的，“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”。一些乡镇和区县主管部门为收取高额费，对不合理的宅基地占用采取了默许甚至纵容的态度。即使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方，农民“买”一块宅基地也要花上万元。建房乱收费不仅加重了建房农民的负担，而且占用了大量土地，减少了其他农户可用的土地，实际上也变相加重了未建房农户的负担。

　　取消农业税给农民负担监管工作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加重农民负担的主体由过去的乡村基层行政组织转变为土地、教育、水利、计生、公安、交通、农机等部门和单位；加重农民负担的现象由过去的全局性转变为局部性；加重农民负担的方式由一年一两次集中突击式转变为全年散发的“游击”式；加重农民负担的对象由区域性群众转变为类别性个体。

　　可以说，取消农业税以后，农民负担更加隐蔽、更加分散，农民也更加难以抵制。农民负担的变化，使得一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将难以奏效。例如，过去各地广泛采用的农民负担监督卡制度，将随农业税取消而失去存在的基础。过去农民负担的政策界限简单明了，农民易于掌握，取消农业税后，加重农民负担名目复杂、方式多变，哪些负担合理、哪些负担不合理，政策界限十分模糊，农民难以把握。从监管工作本身来讲，难度也会加大。过去主要是对乡、村进行监督，属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。取消农业税以后，主要是对部门进行监督，这是横向监督、自我监督甚至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，无疑会给监管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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