字也写的极好，都是清一色的“阅”、“可”、“朕知道了”。

　　期间，还有户部呈递上来，河道总督孙嘉淦找朝廷要银子的奏章。

　　看着对方一张口，便是百万两的治河银子，朱怡炅不由脑壳发疼：“这个孙嘉淦，找朕要银子倒是要的勤快。”

　　说归这么说，但该给还是要给，就连内阁的票拟都是尽快批复，防止延误河工。

　　而且，这孙嘉淦要银子要的也很是时候，每次都是算好了朝廷征解税银的时间，不至于在国库没钱的时候上奏跑来要银子。

　　可以说，让户部连哭穷的机会都没有，总不能各省税银刚押解入京，户部就没钱了吧？

　　朱怡炅提笔批复：“户部从速拨下河务工银，不得有误。”

　　大明新朝对黄河进行人工改道，从现有的工程河道走向，就已经与几百年后的黄河有所不同。

　　几百年后的黄河从兰阳（兰考）县突然大改道，向北一路冲流山东入海，主要便是在于铜瓦厢的决堤导致。

　　铜瓦厢决堤，既是天灾，也是人祸。

　　满清窃据中国以后，便沿袭前明政策，为保漕运，一直加筑河堤，致使黄河北岸河床不断抬高，到了道光初年，黄河的背河面堤高，就已经达到了三、四丈之多，个别地方达到五丈以上。

　　而且，从乾隆中期开始，黄河河道财政就已经日趋腐烂。上下官吏串通舞弊，河工开支极大。在官方的奏报中虽然难以看出真实情况，但在野史中却有这样的感叹：“嗟呼！国家岁靡巨帑以治河，然当时频年河决，皆官吏授意河工掘成决口，以图报销保举耳……南河岁修经费五、六百万金，然实用之上程者不及十分之一，其余以供官员之挥霍……竭生民主膏血，以供贪官污吏之骄奢淫僭，天下安得不贫苦。”

　　说人话就是，黄河年年决口，有时候是天灾，更多却是人为，就算不决口，官员也会主动扒开黄河，然后找朝廷要银子修堤，而且要到银子后，往往能用在河工上的十不存一，大部分都被官员贪墨。

　　直至咸丰年间，满清三次在丰北厅三堡堵口，都没能成功，又逢太平天国，索性也就彻底摆烂。

　　而且堵口期间，还直接证实了河务糜烂，诸如河道料垛被人为焚烧，抢险经费挪作它用，甚至还有河道要地，明明朝廷拨银三千两，结果到地方只剩不到十两。

　　大明新朝面临的情况稍好些，但也好不了多少，从鞑子雍正还在的时候，铜瓦厢就已决口过一次，到孙嘉淦接手只能先筑堤，再想办法从其它河路引流改道。

　　但不论从哪里引流改道，都必定会有一段漕运河道废掉。不仅是漕运被黄河截断，而且每逢汛期洪水爆发，黄河泥沙就会沉积在大运河，积年累月，大运河很快就会完全报废。

　　这才是问题的根本，也是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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