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救国的主张。
指出:“由今之道,毋变今之俗,虽荟千圣之粹言,胪五洲之良法,为拙御易车,为拙庖更刀,必无济矣。且今天下志士,所抵掌奋谭,为保国强种之本者,非学堂也哉。”
他呼吁绍兴所属八县改变各自为政的做法,筹集绍兴八县公款,统一兴办学校。在府城设高级、中级学堂各一所,各县城均设一初级学堂,为本省和全国的教育改革树一模范。
但是,革新的路不会是平坦的。在中西学堂的校长任上,时间一长,蔡元培这位翰林校长就几乎快把旧派人士们全给惹恼了。
中西学堂里所聘用的教授西学的教员,如马用锡、杜亚泉、胡道南等人,由于受西方思想影响,常常会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灌输“民权”、“女权”等当时世界上的流行的思想和主张。对“君尊民卑”“男重女轻”等传统观念大加驳斥,有时甚至激烈地主张革新政治、改良社会。这样一些言行,很自然的引起校内另外一些传统守旧派教员的强烈不满,新旧思想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。
比如,每天午餐饭桌上,学堂的教员们聚在一起难免谈及社会风俗和当下的时政。这时,新派的教员就显得人多势众、气势嚣张,他们既冲动而又富于激情。相较之下,传统派的教员就显得势单力薄,拙于应对,每每在和新派教员的辩论中居于下风,在学生面前也就大失面子。
面对新派的嚣张气焰,守旧派的教员们很不甘心,他们认为这是由于蔡校长引进新课目、纵容新风气导致的结果。便跑去向校董徐树兰告状,寻求支持。
徐树兰虽然是个开通之人,但在总体上还是倾向传统派的。对学校的情况不能说完全不知情,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看法,只是碍于蔡元培是自己请的,又那么努力的做事,而不便干涉。听了这些人的话,感觉到后果是很可怕。特别是戊戌变法的被取缔,造成的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下,不能不有所顾忌。
庚子年(1900)正月二十六日,他给蔡元培写信,要求蔡元培将当月二十一日清廷的一道有关“正人心”的“上谕”抄录,并挂到学堂的礼堂中。
这则“上谕”的内容,是清廷镇压“戊戌变法”后向同情变法的维新人士发出的一道警告,里面指斥同情与支持变法者为“援引匪人,心怀叵测”,警告士人们今后“自当以名教纲常为己任,以端学术而正人心”。徐树兰借这个举措来表明自己的立场,同时也是对蔡元培的警诫。
蔡元培和徐树兰有特殊情谊,对徐也是很尊重的,但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底线,而底线是不能突破的。没有别的选择,蔡元培只能断然拒绝徐树兰信中的要求。
他在复徐树兰的信中毫不客气地指出,这个上谕“皆黎邙之鬼所为”,“岂有取顽固者之言而崇奉之之理”,他表示自己宁愿辞职,也不做违心之事,他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违而直言道,“虽迫之以白刃而不从。盖元培所慕者,独谭嗣同耳”。
明知不能说服徐树兰,也不想让自己这个“忘年交”为难,蔡元培于写信的当日即离开绍兴,前往嵊县。这大概是蔡元培教育生涯中第一次辞职,后经他人从中调解一番,蔡元培不久才又重回绍兴,继续留任中西学堂总理。
在此期间,蔡元培还兼任着嵊县剡山书院和诸暨丽泽书院的院长,为时均一年。在前述辞职期间,他曾到嵊县剡山书院做了几次讲演,并认真地为剡山书院制定了“书约”。
在“书约”中,有这样的话;治学“当以益己、益世为宗旨”,士人应摆脱“应试求官之积习,而急致力于有用之学”。
每次讲演,他都以自己的切身经历现身说法,策励读书人适应时代的变迁。
此外,他还以乡贤身份,受聘于嘉善县宁绍会馆的董事。虽然一身这么多兼职,但他对此同样很用心,多次前往襄理馆务。对会馆的注册及拟定规章,不遗余力,成为他办学之外的又一公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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